|
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读史书、读原典，而不可仅仅读后人所写的历史教科书。
由于历史教科书是他人读历史原典、科研历史而形成的个人针对历史的系统认识，这种认识是不是完全正确是值得思虑的。
因此呢，咱们学历史，探求历史的真相，就不可仅仅靠读历史教科书，而是应该自己读史书、读原典，从第1手资料获取针对历史事实的认知。
但是，要读史书、读原典，要读懂，且能辨别出何为信史，无修辞学知识恐怕就不行了。
说到读史书、读原典，咱们首要要读的肯定是《春秋》与《史记》。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1部编年体断代史。要读懂《春秋》，读史者必须懂得孔子的“春秋笔法”。
所说“春秋笔法”，其实便是一种修史的修辞手法，即经过曲笔表达来呈现史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这种曲笔表达，对名人的评估常常褒贬系于一字。
左丘明曾对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过概括：
“《春秋》之叫作，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正由于孔子的“春秋笔法”对名人的功过、是非褒贬系于一字，因此历史上才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一样是以下诛上，用“杀”字，还是用“弑”字，对行径者的历史定位是完全不同样的。
用“杀”字，说明行径者的行动拥有正义性，显示史家对行径者的行径持肯定认同的态度；
用“弑”字，则说明行径者的行径不拥有正义性，显示史家对行径者的行径持否定谴责的态度。
得到史家的肯定认同，便是青史留名的好人；反之，则是在青史上留下骂名的乱臣贼子与暴徒。
用兵打仗，亦是如此。
出师与他国作战，用“讨”字，显示是正义之战；用“入”字，则显示是非正义之战，用今天的话来讲，便是侵略。
例如：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是《左传》所记孔子的一段话。
孔子说这段话的背景是，晋文公时代，郑国侵入小国陈。
当时，晋国是春秋时代的霸主（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世界警察’美国，春秋时代先后逞强的‘春秋五霸’大抵大都是这般的角色），晋国就出来干涉，向郑国问罪，说你郑国怎么能够这般干，以大欺小。
这是对的，既是霸主就应该主持国际正义。
郑国虽亦是当时的大国，但只能算是二流国家，倘若外交上通不外晋国这一关，给个恰当的说法给晋国，势必会受到晋国的干涉，那样郑国自己就有危险了。
好在当时郑国名卿子产是个善于辞令的外交家，对这事巧妙地回答了晋国的质问，使郑国免于晋国的讨伐，无在当时的国际上受到孤立。
孔子针对这事，就说了以上这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倘若用现代大白话来讲，大致是：
你有想法，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来。你不说，谁晓得你的想法见解呢？然则，说得无文采，表达得欠好，则不可流传开去，不可产生好的社会效果。
晋国为霸主，郑国入侵陈国，倘若不是郑国子产对晋国的质问有巧妙的回答，那样郑国这事就有麻烦了。
孔子说这段话是有感而发，目的在于强调注重表达策略，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圆满地表达出来，力图企及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重要性。
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孔子的这段话是赞赏子产的，但对郑国是谴责的。
由于他用了一个“入”字，显示郑国对陈国用兵的军事行径属于“侵略”的性质。
一个“入”字，就将郑国的这次军事行径作了定性，这便是典型的褒贬系于一字的“春秋笔法”。
孔子的一字见褒贬，实质上便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炼字”，是一种修辞行径。
倘若不懂修辞，就不可理解孔子针对郑国用兵陈国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当然亦便是无读懂历史。
其实，孔子修《春秋》，以“春秋笔法”褒贬名人，他自己是晓得后果的，因此他自己有一句话，说：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为何要说这句话呢？
由于每一个人尤其是哪些有权位的人。都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她们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时常决定于著史者的一字评估。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评《春秋》说：
“贬天子，退诸侯，讨医生，以达王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说的正是孔子“春秋笔法”的微妙高明所在。
资料：《修辞科研》返回外链论坛： http://www.fok120.com，查看更加多
责任编辑：网友投稿
| 
发表于 2024-10-4 14:0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