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踪拍摄一个艾滋病人家庭……反映生命的平等和尊严、母婴传播对生命的残酷戏弄。期盼社会能够理解艾滋病人不是异类,她们比正常的生命更必须理解和支持。”——导演陈为军
2001年初夏,阳光还不算太炽烈。春种已过,秋收未到,白天的文楼村安静得能听见树枝摇摆的声音。
村里一处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晾衣绳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农具、木板车、凳子、鞋袜……各样东西散乱地放在地面上,像是许久无好好收拾一番了。院子最里边儿是矮小的平房,门口的红色对联儿在风吹日晒下褪了色,变得残缺不全。屋里无电灯,有些暗沉。
文楼村位置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是中国最早被发掘的艾滋病村。平房是马深义和雷妹的家。
一家五口,仅有一人幸免于难
2001年是马深义和雷妹结婚的第九个年头。用雷妹的话说,当初的马深义除了一身衣裳,啥亦无,靠抬点肉、抬点酒,给老丈人抬点彩礼,就把自己娶了回来。
“我当年可红火……我当年的照片都无了。”坐在院子里的雷妹回忆起往事,脸上忽然有了一丝少女般的羞涩。
此时的雷妹已然病得很重了,衣服掩盖不住她的瘦骨嶙峋。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后,她先是去拜了拜神,而后或许是外面阳光和煦,她并无继续回去躺着。
从床上起来后,雷妹起始拜神,她说这般能让自己舒坦、得劲。
家里有三个孩儿,大女儿马宁宁上二年级,脸上肉乎乎的;二女儿马荣比姐姐闹腾,时常嘻嘻哈哈唱着歌;小儿子马占槽还不会走路,亦不会说话,经常光着屁股在院子里爬来爬去。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掀起了“卖血脱贫”的风潮。为了维持生计,马深义和雷妹亦加入了卖血大军。那时的采血一般是“血液采集”,亦便是在采血后分离出血液,再将血细胞回输入人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采血站会重复利用输液管和针头,这让包含马深义和雷妹在内的非常多村民因“血液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马深义和雷妹在内的非常多村民因“血液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在当下,艾滋病以“性传播”为主,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血液传播”是艾滋病的重点扩散途径。
那时,艾滋病关联的母婴阻断技术还无推广。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马深义和雷妹又孕育了两个孩儿,亦便是马荣和马占槽,而她们都由于“母婴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大女儿由于出生在两人卖血之前而幸免于难。
一家五口,仅有大女儿是这场劫难的幸存者。
一天一天地“熬”着
马深义说,村子里有“五多”—— 卖血的多、发病的多、小孩失学的多、孤男寡女多、孤寡老人多。
上世纪90年代的血灾,让这个村子深受其害。
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发病,隐藏期的长短因人而异,短的可能仅有几个月,长的能够达十几年,平均6~8年。
这是人体免疫力和病毒斗争的过程,什么时候病毒占了绝对的上风,艾滋病关联的免疫缺陷症状就会表现出来。
马深义还无什么显著的症状,雷妹却已然在想自己的身后事了。她已然发病了,会在一声又一声的呻吟中忽然大笑两声,由于觉得心里不得劲,笑笑得劲。
1997年,多种抗病毒药品联合运用的“鸡尾酒疗法”成了艾滋病的标准疗法。但在中国,艾滋病关联的免费药品治疗起始于2004年,在这之前,因为关联药品只能靠进口,花费非常昂贵,月花费在几千到上万元,穷人们很难包袱。
南边诊所的大夫告诉马深义,小孩没期盼了。
而纪录片拍摄于2001年。无什么好的治疗办法,雷妹会去村西的免费诊所挂吊针,去的方式是马深义用三轮车把她送去,再用一样的方式把她接回来。
雷妹以前的愿望很简单,这辈子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而此刻,雷妹的生活,必须直面的是“死”字。
因为艾滋病,她的兄弟死了,村东边的李富亦死了,村里的空地上,一座一座的坟头冒起来了。雷妹觉得自己应该亦熬不外这年冬天。
雷妹此刻的愿望是孩儿们能好好的。
因为抵抗力低下,马占槽亦始终腹泻,吃东西就拉,在屋里或院子里玩的时候,他的屁股下随时可能显现一滩水样的便便。马深义听人家说,出生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小孩儿,只能活到4岁。
即使还无发病,绝望下的马深义亦想到过死:“我感觉呀,我死了才最好,要按我的想法,我估计我的下半生,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可家里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儿,他还是一天天地挺过来了。马深义没法外出打工,家里的田地一个人亦顾不全,平常开支不足,他只能时不时地去县里要点救济,有时候是100元,有时候是50元,有时候是一床被子。
秋天来了,是个丰收年
熬过夏天,到了秋天。
体重的急速下降是艾滋病发病期的典型症状之一,雷妹更消瘦了,亦很少起身了,还有些神志不清,家里的木板车成为了她的另一张“床”。秋日的下午,马深义用木板车把雷妹从屋子里“运”了出来,似乎想让她见见天光、晒晒太阳。
喂雷妹喝奶粉的马深义。
马深义兑了些奶粉,喂给雷妹喝。喝了两口后,雷妹继续躺在木板车上,目光空洞。苍蝇嗡嗡地叫唤,停留在雷妹的身上、脸上,可是她已然无力气赶走它们。
这年是个丰收年。马家院子里堆满了丰收的玉米,在阳光的映照下呈现出暖暖的金黄。宁宁带着弟弟mm在这金黄中欢快地玩乐,欢声笑语飘荡开来。
院子里的玉米堆,成为了孩儿们玩乐的天堂。
在这个被艾滋病包裹的家里,独一的幸免者宁宁总是格外让人担心。
做为家里最大的孩儿,宁宁会帮忙照看弟弟mm。这天,她手里捧着一碗面,一边喂弟弟,一边自己吃,用的是同一双筷子。
宁宁正在喂弟弟吃面,大大的面碗衬得宁宁的手尤其小。
邻居东善正好来家里做客。尽管通常的生活接触,如一起吃饭、共用餐具,传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基本为零,但看到这一幕的东善还是让马深义重视点,最好把宁宁的碗筷隔离,例如碗买一个单独颜色的,筷子用小线绳栓一栓。
“宁宁,你知不晓得妈妈得了什么病呀?”
坐在木凳子上的宁宁摸了摸额头。
“一点都不晓得?”
“嗯……”
清冷的秋夜里,雷妹死了
盛夏的时候,雷妹喂马占槽喝水,让他叫“妈妈”,可那时,小家伙还不太会说话。中秋夜的时候,马占槽已然会吱吱呀呀喊爸爸了。
雷妹曾让儿子叫“妈妈”,可那时他还不太会说话。
可雷妹却没能等到那一声“妈”。2001年农历八月三十,临近霜降,雷妹死了,死在诊所里。她离开时,马深义就在旁边,这是他这辈子第1次看人断气。
这年的玉米五毛五一斤,家里的收成能卖五六百元。雷妹的寿衣花了一百五十元,是马深义亲手给她穿上的。
生前,雷妹想照个大些的相片,等自己死了以后,放在桌子上。她怕不留个纪念,小孩成长了,连妈妈的照片都无。可是,一切还没来得及,雷妹就走了。后来桌子上放着的是一张纸。
用纸做成的牌位,上面写着“马氏妣雷妹之神位”。
马占槽小,还不晓得哭,二女儿亦不懂,之后有些天看妈妈没在家里,还问爸爸咋还不去西头诊所找妈妈。
雷妹去世三十五天的时候,马深义带着两个女儿为她上“五七坟”。烧纸钱的时候,宁宁忽然大声哭了起来。
又是一年春节
日子过着就又到春节了,村里起始不时地响起鞭炮声,炊烟从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而后消散在空中。
马深义割了十来斤肉、八九斤鱼,这是这年的年货。他还是那一身有些单薄的旧衣,却给三个孩儿穿上了新衣服,他问二女儿:“你晓得啥子叫过年吧?过年,吃肉,买花衣裳……”
过年了,孩儿们穿上了鲜艳的新衣服。
宁宁的成绩单亦下来了,新的一学期,她是班里的第五名。夏天的时候,马深义曾说,要是宁宁年底能考个八九非常,就给她买个新书包。而此时,卧室墙上挂着的红色新书包格外抢眼。
家里刚办过丧事,依据习俗,门联儿什么的还不可用红色的纸写,于是家门口挂上了新的、紫色底的门联儿,屋里亦贴上了“满园春色”、“出门见喜”、“身体健康”。
点燃鞭炮,噼里啪啦一阵,而后饺子下锅,新的一年又起始了。
“蛇年过去了,马占槽在这一年里,最终学会了直立行走,而这个家庭中独一的幸存者,他的大姐马宁宁,亦在这一年里晓得了什么叫艾滋病,晓得了什么叫生死拜别。”
你看见衰破,你看见死亡,你看见平凡而又离奇的人生,你亦看见马深义抱着孩儿在好好过。
“什么是艾滋病?”
“一种传染的病,传染……”宁宁抱着弟弟回答到。
“这病可怕不可怕?”
“可怕。”
“你晓得弟弟是不是艾滋病?”
“是的。”
“mm呢?”
“是的。”
“爸爸呢?”
“是的。”
“你呢?”
“不是的。”
“是谁告诉你的?”
“俺爸。”
“你晓得妈妈因为何死吗?”
“生病。”
“什么病?”
“爱死病。”(因人容易死去,当时会这么叫作呼艾滋病)
“你不怕弟弟mm传染你?”
“不怕。”
“为何?”
“……”
后记:
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拍摄于2001~2002年。
199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血法》实施,2006年3月,《血站管理办法》施行,这一系列血液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有效遏制了采血、供血中的艾滋病传播。
2004年,中国正式施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自愿咨询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免费就学以及对艾滋病病人家庭实施关怀救助”。这个政策是艾滋病防治最有力的政策之一。
随着新药品以及新疗法的持续面世,艾滋病已然从当初的不治之症转化为了可控的慢性病,药品花费亦大幅降低。
而针对纪录片中的这一家人,从2004年起,《南方名人周刊》会每年对她们进行回访。
纪录片拍摄10年后的2011年,大女儿19岁,二女儿和小儿子分别读初一和小学四年级,并无像马深义之前听说的那样“只能活4岁”。在每日吃下抗艾滋病药品的状况下,两个孩儿除了容易感冒之外,无别的症状。
最后一次回访是在2016年,马深义暗示,不想再每年被揭一次伤疤,于是连续12年的跟踪结束。
尽管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这个疾患并未离咱们远去。2021年,全国共报告艾滋病发病数60154例,死亡19623人。其中,艾滋病报告死亡人数居甲乙类传患病榜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依然是被恐惧、被误解的一群人,她们和这种疾患都必须更加多的理解,艾滋病防治亦必须每一个人的一起奋斗。
文中照片均截图自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B站可观看。
作者:黎小球
编辑:od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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