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图典藏 第十一集  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去年十月中华书局收入《中国近代名人日记丛书》出版。这部日记内容触及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艺文、名胜、名人等方面，对温州地区史科研颇有价值。《张棡日记》全十册，总计三百万字，篇幅是2003年6月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选本《张棡日记》的七倍。
张棡（1860～1942），字震轩，一作振轩，号真侠，瑞安汀田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终生以教书为业。光绪十四年(1888)自办私塾，后被瑞安孙衣言、孙锵鸣兄弟聘为诒善祠塾主讲。历任瑞安中学堂、温州府中学堂、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堂（温州中学前身）、省立第十师范学堂、瓯海公学等校文史教员达三十九年之久，桃李遍天下。词学家夏承焘，戏曲学家王季思，寄生虫学家洪式闾，数学家李锐夫等都出自先生门下。孙诒让曾叫作赞张棡“史学渊博”、“于唐宋古文家法，也极淹贯”。曾求学于省立十师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感激之情更加是溢于言表：
（夏承焘寿张棡词） “国文教员瑞安张震轩先生平平常相期许，临别日蒙赠诗篇云：‘诗亡迹熄道沦胥，风雅欣君能起予。一发千钧唯教育，三年同调乐相于。空虚未许嗤欧九，奔竞由来笑子虚。听尔夏声知必大，忍弹长铗赋归欤。’洵足感亦。”又说：“予学字学词，皆张师启之”。
张棡日记，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人和事或对这些事物的感受，初衷只是为了“备忘”，事实上所记内容早就超出了“初衷”，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庭柴米油盐酱醋茶，银钱进出，没所不记。其遗留的《杜隐园日记》，起自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一（1888年2月12日），最终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初八（1942年2月22日），共计五十五年，可窥见此时期温州出现的许多重大事件，亦是其间社会面貌、民情风俗的实录，拥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张棡尤其爱好看戏，每次看戏都会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录剧目，复述故事梗概，点评角儿唱功，如实记述了半个世纪中温州戏剧的历史。温州戏剧学者沈不沉认为，《张棡日记》乃至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的空白。例如，出现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温州江心寺住持祖杰残杀俞氏一家七口的惨案，当时就被编成戏文上演，是中国南戏的第1部时事剧或活报剧。多部《中国戏曲史》，以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常常按照宋遗民周密的《癸辛杂识》述其内容，而《张棡日记》记载他于1909年和1915年两次观看新同福班演出的昆剧《对金牌》，便是祖杰戏文的延伸与流变。
日记中还记述了当年五马街一带戏院集中，既有打铁巷的凤舞台戏院可看坤班、校剧，有水木石业公所（今建设小学）可看影戏，有晏公殿巷的电影机构可看有声影戏，许云章新开中央大戏院（今公众电影院）看京剧、越剧、文明戏等，亦可见五马街当时的繁荣景象。
《张棡日记》的整理过程，颇耐人寻味，令人感慨。张棡的日记手稿，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内，包含清代13册、民国89册，另有日记目录提要3册，合计105册。十几年之前的一个夏日，张钧孙先生、戴若兰女士夫妇来园西巷温州图书馆查阅祖父张棡的日记。两位八旬老人，不顾及炎热，坐在古籍阅览室，一抄便是半天，连抄两个月时间。眼见老人家抄得大汗淋漓，温图古籍部馆员从祖孙关系思虑，开文献外借特例，每次出借五册，还书后再借。如此，前后借抄了整整四个年头，其间钧孙先生自费出版了两部著作，《杜隐园观剧记》《杜隐园诗文辑存》。
（真叟日记提要）
基于张棡日记的史料价值，咱们起步馆藏日记稿本的整理工作之初，就确定将这部日记完整收入，不加任何删节。鉴于钧孙先生已投入很大精力，并初步做了标点，咱们理所当然约请张钧孙先生承担这部日记的整理工作。钧孙先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钧孙先生克服病情的干扰，又经过三年多的奋斗，最终将书稿整理完成。出版社寄到日记前五册校样之时，钧孙先生已病重住院。2016年3月，我与同事王妍去医院探望钧孙先生，特地带去一叠校样，老先生弥留之际得以过目。
张钧孙先生过世后，戴若兰女士在《悼念老伴张钧孙》一文里写道：“2013年，钧孙已经是风烛残年，晓得自己岁月不多，夜以继日、一丝不苟地坐在电脑桌前一字一字校对，奋斗做到少出差错，于2014年底完成300万字的《张棡日记》交给市图书馆再付中华书局出版。今天，他虽已看不到出版的一天为憾，但在临终前几个小时还看到图书馆两位同仁来市中医院病榻前告诉他《张棡日记》的出版安排。此时候他只剩下一口气，心里还明白数年来的心血无白费，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国家，给他莫大的安慰。”（原载《温州读书报》2016年第4期）
2016年，年届九旬的戴若兰老师，表率家属拜托我通读校样。我深感责没旁贷，前后花费十一月，完成为了这项工作。其中第1至第六册，当年看完，返还书局。第七册至第十册，次年（2017年）前五个月接着校阅，了结这项工作。在校读中发掘，钧孙先生为避免导致读者误会，有时把底本中的某些习惯用法作了更改，有时把日记中流水账式的句式加以整合，还按照日记主人留存的《杜隐诗钞》，对日记中记录的诗句作了“修改”。
另外，底本的某些习惯用法，如民国时期，阳历元月，作者常写作“正月”，标点时或许担心读者误会，迳改为“一月”，类似顾虑大可不必。
我通读校样，其实是校对与审读两项工作叠加了，一部分工作与补课没异，审校发掘类似“加工”痕迹多到改不堪改。第六至第十册，我有意做了统计，《张棡日记》校样与张棡日记底稿调阅对比，发掘文字出入，起码有六千处之多。同期发掘断句差错68处。因此呢在仔细对照底稿的同期，一一恢复与纠正，难免“头昏眼花”，但又不得不这么做。尊重日记主人的行文习惯，保存日记底本的原汁原味，是文献工作者必要遵循的原则。
由此给排版师傅与本书责任编辑张玉亮、吴冰清两位先生，增多了不少工作量，因而在“校读附记”中，向她们两位致谢的同期，暗示真诚的歉意。 2020年4月13日  
| 
发表于 2024-7-7 09: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