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分清两种编辑
自从林穗芳先生提出分清两种编辑[1]以后，学界人士纷纷暗示赞同。我为何在这儿要再谈分清两种编辑？由于中国古人所叫作编辑，并不是出版活动或出版业中的编辑。因此，仅有分清了中国古人所叫作的编辑和出版业中的编辑，知道两者的区别，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古代编辑的产生，以及编辑史的科研对象、范围等。
古代最早运用的“编辑”一词，此刻大致只能查到以下五个例证。
1.《魏书·李琰之传》：“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此“编辑”，指的是编撰(或编纂)史书。
2.《南史·刘苞传》：“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箧盈满。”此“编辑”，指收集材料修补残缺的旧书。
3.《史通·史官建置》由作者刘知几所引唐高宗咸亨年间诏令中说：“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如闻近期败兴，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讹舛，也恐泄漏史事。”此“编辑”，指“修撰国史”时排比或运用史料方面的意思。
4.《唐大诏令集·颁行新令制》：“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此“编辑”，指收集整理资料。
5.《颜鲁公文集》所载颜元孙《干禄字书·序》：“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此“编辑”，指按照《说文》中材料加以删节和整理，重新编成一本合用的字书。
更早的例证无从查询。以上五例，时间上自北魏到中唐，从六世纪到七世纪约一百数年。这五个“编辑”例证的意思，大体便是《辞源》为“编辑”一词所作解释：“收集材料，整理成书。”不外，在收集材料的基本上作整理工作而最后不成书者，古人也可叫作“编辑”，如《唐大诏令集》中“虑编辑之多缺”便是。就“整理成书”而言，这个“书”都不指的是做为出版物的书籍。因此，以上五例的含义有一个一起之处，便是都不属于出版活动或出版业中的内容，或说与出版活动或出版业不相干。
从以上五例的实质状况看，古汉语中“编辑”的含义，指的是经过收集材料、资料，再做整理加工工作的那种著作方式，它不指的是做为出版业中一部分的那个编辑工作。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下面再供给两项材料证据。
1.古代写作国史通常叫作“修撰”、“编集”、“纂修”等，偶也叫作“编辑”，如前面五例中第1例。然则，自东汉至唐初的数百年间，写作国史可叫作“著作”。因此呢，“编辑”与“著作”在修撰国史范围内最初本是词义非常类似的同义词。这显示古代“编辑”的词义属于著作活动的范围，与出版活动并无联系。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说：“(东汉)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此话甚确。其中所说“东观”，是汉代皇家藏书处。西晋正式以“著作郎”命名史官。《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亦。”所说“左史”，即“左史记事”之史官。自晋至唐初数百年间的史官皆叫作著作郎。例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西晋著作郎，《宋书》作者沈约是南齐著作郎。前面五例中第1例所说李琰之，他自己是北魏大臣。历史事实是，李琰之多次任北魏著作郎，而无所成就。因此呢《魏书·李琰之传》叫作：“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这话的意思是，屡次出任著作郎，“无所编辑”。由此可见，著作郎“修撰国史”这种工作，当时通常叫作“著作”，叫作“编辑”亦是能够的。在当时的这个范围之内，“著作”和“编辑”是同义词，这并无疑问。因此，中国古人所说编辑，其含义属著作活动。
2.明清时期的出版业已然发展起来，此时候小说作者在出版的著作上署名时，署“著”、“纂修”、“集撰”、“编次”、“编”等皆有，其中亦有署“编辑”的。兹举例说明:
《金云翘》署：青心才人编次。
《绣戈袍全传》署：随园主人著。
《昭阳超史》署：古杭艳艳生编。
《忠义水浒传》(杨定见序本)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在以上署名方式中，比较说来以署“编次”多有些，署“著”是少见的。署“编辑”一样是少见的，现举两例：
《刘生觅莲记》署：吴敬所编辑。
《忠义水浒传》(崇祯刻本)署：东原罗贯中编辑。
在古代，“编次”和“编”，是常用词，“编辑”则不是常用词，但它们的词义很接近。在古人心目中，写话本小说的办法，是在收集了丰富有趣的材料资料以后再作整理加工而成的。这种著作方式，在古代叫作“编次”、“编”、“编辑”等皆可。因此呢，到民国初年上海的有些著名小说家还叫作自己写小说为“编辑”。如著名作家包天笑在小说《上海春秋》的作者“赘言”中说：“愚侨寓上海者将及二十年，得略识上海各社会之情状，随手掇拾，编辑成一小说，曰《上海春秋》。”在此刻看来，小说作者在自己所出版的著作上毫无疑问应该署“著”，然而明清小说的作者署“编次”、“编”、“编辑”等皆可，一如前述。
以上两项材料，能够显示古人所说“编辑”，其概念含义并不是出版业中今天被叫作为编辑的那个专业活动，而指的是叫作一种著作方式，便是收集材料资料再做整理加工的那种著作方式。
因此呢，科研编辑史有必要分清汉语中的两种编辑。一种是出版业中此刻被叫作为编辑的那个专业活动，另一种是做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笔者所谈古代编辑以及下面接着要谈的现代编辑，指的是前一种。古汉语中所叫作编辑，指的是后一种，即做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在当代，我国通行的《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中列出26种“著作方式”，其中包含“著”、“编著”、“辑、编、编辑”、“校”、“注”等。因此，做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迄今依然存在。
编辑史的科研对象是古代出版业中今天被叫作为编辑的那个专业活动，做为著作方式的编辑属于著作活动，并非编辑史的科研对象。倘若不区别这两种编辑，势必混淆科研对象，结果就导致在认识上对编辑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的偏离、错位和混乱，错把“这鸭头”当成“那丫头”。且不说作为后人笑柄，在当前则是严重害处学科建设。
现代编辑的特征
传播业在20世纪取得空前发展，除了出版业继续兴旺发达外，又新增多了广播业、电视业、电影业等。因此呢，在出版编辑之外，又增多了广播编辑、电视编辑等。这显示现代编辑的范围扩大了，它是随着传播业的范围而扩大的。传播业扩大到哪里，编辑活动就出此刻哪里。不外，这儿要讲的现代编辑仅限于现代出版业中的书刊编辑。
与古代书籍编辑相比，现代编辑有些什么特点呢？
1.完全职业化
前面谈过古代编辑基本上都是兼职的。可是此刻的编辑，则以做编辑工做为职业，做为谋生手段，换言之，是完全职业化的。当今我国出版社和杂志社中的数万名编辑都是专职的。为何古代编辑能够兼职而现代编辑必要是职业化的呢？由于古代的编辑工作，从选题、组稿、审稿到加工、编后等一系列编辑专门业务虽已存在，但尚未充分发展，这种状况又与古代出版业的规模小、出书品种少、速度慢、不完全面向市场等原因相关。现代编辑的状况则与此区别。北宋的穆修确定出版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做为自己的选题时，重点是按照自己卓越的文化见识，从而从复兴儒学的历史责任感这一点思虑的。现代编辑在确定选题时，虽然一样必须卓越的文化见识和历史责任感，可同期又必须调查同业竞争和社会上读者需求情况等，否则可能引起自己工作的失败。另外，穆修所作的编辑加工基本上是校勘。现代编辑的工作量比古代编辑要大得多，早已把古籍校勘之类工作交给作者去做，自己则负责物色合格的作者和审查作者的校勘质量怎样。总之，对现代编辑来讲，一整套专门业务早已形成并且完善起来。这套专门业务因为专业性很强，外行人没法做好，又因为工作量大而非专职不可担任。这里状况下，现代编辑不能不是完全职业化的。编辑从古代的兼任到现代的职业化，显示编辑社会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2.与现代科技联姻
传播业的社会价值，全在于它所供给的传播媒介能够加强传播的效率，包含加强传播的速度、传播覆盖的范围、传播的正确性等，它还能够加强传播的效果，包含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效果。出版业的社会价值，全在于它所供给的传播媒介即出版物，比非出版物在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方面，具有没有比巨大的优越性。任何传播媒介包含出版物在内，都必定是利用了先进科技成果的产物。为何中国能够在世界上最早创造出版物？就由于中国人利用了自己的两大发明，即造纸术和印刷术。古代编辑如穆修、陈起都是围绕着怎样利用出版物做工作，其工作内容是决定出版物传播什么和怎么样传播。古代编辑一样必要与科技联姻。编辑本身只能决定出版物的内容，而制作出版物必要依靠科技成果。这是编辑不可有害用科技成果而与科技联姻的原由。
现代编辑本身便是与机械化的先进科技相结合才产生的。机械化的造纸技术和自动印刷机、自动铸字机、照相制版、影印技术等先进科技，促进出版物的制作又快又好，既加强质量又降低成本，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急剧增多。这里状况下，出版物逐步作为人人用得起、天天用得着的必需品。与此同期，出版业快速显现产业化，结果又加剧了出版业内部的专业分工。于是，职业化的现代编辑应运而生。因此，现代编辑是在穆修、陈起等古代编辑完全陌生的行业开展工作，即应用先进的现代科技成果去创造新型出版物，从而加强了传播效率，加强了传播效果，开辟了编辑事业的新纪元。试把张元济与汲古阁毛晋相比，可知现代编辑的事业因此能够大大超越古代编辑，原由之一是持续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去创造新型出版物。
当今，现代编辑面临的是与先进的电子技术相联姻，借此去为编辑事业创造更新的业绩。这可从以下两方面去看。其一是创造电子出版物。方兴未艾的电子出版物大概不可能完全替代印刷出版物，可是它前途无量，迟早将与印刷出版物并驾齐驱。编辑的有力参与是推动电子出版物发展的关键一环。其二是应用电脑于编辑工作。倘若审读文稿、修改文稿、设计版式以及校对等都利用电脑，这些工作将变得方便容易，并且大大加强工作效率。从当前状况看，编辑应用电脑已经是一项相当紧迫的事情。这将作为编辑工作本身的一次重要变革。
3.面向市场
古代出版业中亦有面向市场的部分，只是比重较小。与古代出版业区别，现代出版业已然是文化产业。出版业的产业化、社会化与充分面向市场几乎同期显现，因而引起现代编辑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向市场。
面向市场的含义大体是：编辑出书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上读者的需求；满足需求的详细途径是经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中遵循利润原则。出版业的面向市场，遵循市场规律便作为编辑的重要课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及同业间的激烈竞争作为经常困惑编辑工作的两大困难。然则，面向市场以后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文化工作，依然担负着文化传播这一重要的社会任务。市场上的需求关系、利润原则和同业竞争这些原因，对编辑工作来讲可能引起优胜劣汰和优秀有效。因而从面向市场的方向看，它一方面有利于编辑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完全可能导致有些人不顾及社会利益而唯利是图，铤而走险去害处社会。针对这种状况，从社会方面看通常采取以下办法：创立并完善出版法规；建设与市场相适应的出版道德；广泛加强舆论监督；实施必要的行政干涉等。
因此呢，对现代编辑来讲，市场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法制观念、道德观念等都是自己做好工作所必要具备的观念。
从上面所说古代编辑和现代编辑的特征中，能够看出编辑自古迄今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变。编辑的这个历史发展，始终是亦只能是伴同着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发展演变而显现。以前是如此，以后还是如此。因此，这是编辑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认识这一点，对编辑自觉地改进自己工作和加强自己素质，去适应客观环境，拥有非常重要的现实道理。此刻颇有些人以为“有出版才有编辑”的观点是不是认编辑的历史发展。因此有此批评，一是由于混淆两种编辑，二是不明白出版业中编辑的历史发展的实质情形。在我看来，保持“有出版才有编辑”的观点，从而结合出版史去科研编辑史，才可避免“这鸭头不是那丫头”之讥，才可得到相关编辑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演变的真实知识。
1996年8月于山东大学望云斋
【文案原刊于《编辑学刊》1996年第6期，公众号略有修订，分为上下两期刊出】
注释
[1] “做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和做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表率区别的概念。” 林穗芳：《“编辑”和“著作”概念及相关问题》，《编辑学刊》1994年第1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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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网友投稿张迎春】
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 ），江苏武进人。中国著名编辑学家，编纂中国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3年，全国十家直属中央的综合大学学报奉命复刊，山东大学《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专家（专家空缺），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革委写作组。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科研室副专家。1979年夏，再次回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专家。《文史哲》发行量在1982和1983年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辞去学校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绝意仕途，埋头读书。1996年离休。著有《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科研》（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初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学术著作，另有文艺学、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等方面论文数十万字，其中数篇文案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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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8-20 10:5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