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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医法在线综合新京报、中华内科杂志
与医院中平常的白色处方不同，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麻木药物和第1类精神药物处方的印刷用纸为淡红色，业内俗叫作“红处方”。从两年前起始，904医院常州院区开出的多张“红处方”，牵出了一场套购麻木药物的乱局。
今年9月23日，河南省台前县法院宣判了一块贩卖毒品案，两名毒贩利用癌症晚期病人，在10个月的时间里，以止疼为由从904医院常州院区套购管理麻木药物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超过4581片，贩卖获利。涉案的大部分药物是经该院区普外科大夫林某开具“红处方”后流出的。
最高检此前的一份批复中表示，盐酸二氢埃托啡能够使人形成瘾癖，属“其他毒品”的范围。
一审判决，大夫林某、涉案癌症病人、冒充病人“女儿”的取药者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到十二年不等。两名毒贩仍然在逃。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掘，大夫林某在不具备开“红处方”资格的状况下多次违规开药，且开出的剂量超出规定的最大限度。同期，904医院常州院区在麻木药物的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如病人并未实质住院的状况下仍能开出管理药品、药物由他人代领没须检验身份……
日前，涉案医院已进行整改，处理了关联人员，并加强了对麻木药物的管理。
2020年11月2日，904医院常州院区
两名来自山东的癌症病人
事情要追溯到两年前。2018年4月，一个操着山东口音的农民杨作青，到904医院常州院区普外科就诊。时任普外科专家汪晟（化名）回忆，杨作青是食管癌晚期术后病人，就诊时还拿着此前在北京一家医院的诊疗材料。他给杨作青做过检测，包含检视了此前手术的伤疤，确定 “材料是真的，病人亦是真的”。
据判决书，杨作青已年近六十，山东人，文盲。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的此案庭审录像中，他站在被告席上，身形枯槁，又黑又瘦，讲话亦有害索，审判长向他发问时，他用一口方言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知不道”。
针对这般一个老农来讲，他的这次异地就诊经历显出颇为奇特。据杨作青当庭供述，一个叫“索儿”的人此前经过tel联系到他，确认他是癌症晚期病人后，暗示要带他去常州看病，一路上管吃管住，连看病的钱都管，乃至“还给买了衣裳”。这般的“好事”杨作青自然无拒绝，于是就乘上火车，踏上前往江苏常州的旅程。
汪晟回忆，杨作青来医院时有一个戴着墨镜的人陪同，后来警方找他确认嫌疑犯身份时他才晓得，此人便是杨作青口中的“索儿”——毒贩仇加索。
就诊后，杨作青被收治住院，住院医林某成为了他的管床大夫。汪晟回忆，杨作青在病房始终喊痛，“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他说痛啊，难过啊。”思虑到杨作青食管癌开完刀，确实会有肋间神经痛、癌痛等状况，普外科为杨作青开具了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用于止痛治疗。
2020年8月19日，一审庭审中，杨作青向法庭供诉自己套购药物的经过。照片源自：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据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一份《麻木药物临床应用指点原则》，二氢埃托啡是1991年上市的一种强效止疼药，加入麻木药物管理，反复用药可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最高检此前给云南省检察院的一份批复中说到，盐酸二氢埃托啡是……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木药物，属“其他毒品”的范围。
以上指点原则还说到，该药品“因依赖性强，日前临床上已基本不运用”。在距离904医院常州院区仅几百米的常州市第1人民医院，肿瘤科一名副专家医师亦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因盐酸二氢埃托啡拥有强成瘾性，该院在临床上早已停止运用这种药物，而是用有些低危害中度止疼药品替代。
至于普外科为么仍然选取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来给杨作青止疼，专家汪晟的解释是，病人叫作自己以前就吃这个药，吃别的药不管用，“当时亦无多想。”
实质上，当时904医院常州院区亦无盐酸二氢埃托啡。普外科打了批件，层层审批到院长后，药剂科购进了这种药。
5个月后，2018年9月，另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民刘广聚来到904医院常州院区。几乎是一样的招数，刘广聚亦是被仇加索和另一名在逃嫌疑犯王存辉以“免费看病”为诱饵，带到了常州。据刘广聚当庭供述，“我在家的时候，王存辉找我，给看病，给两个钱儿，我有病，啥亦不可干，当时就去了。”王存辉对他管吃管住，先后一共给过他8400元钱。
做为一名贲门癌术后病人，刘广聚在普外科就诊后住进医院。汪晟说，刘广聚的病情“比之前那个（杨作青）要严重得多，躺在床上一个劲喊疼。我看了术后伤口，是真的病人”。和杨作青同样，刘广聚亦运用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进行止疼治疗。
2020年8月19日，刘广聚在一审法庭上。照片源自：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开药程序混乱，用药剂量过大
据一审判决书，医院处方笺表示，林某曾多次为杨作青、刘广聚开具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
林某在供述中叫作，根据杨作青带着的其他医院的出院小结，是汪晟吩咐他运用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给病人进行止痛治疗。而自己做为住院医，并不具备开红处方的处方权，“我便是底下的小大夫，写字这种事情肯定不可能专家亲自去写……便是由我在上面写字，而后交给专家签字就能够了”。
针对是不是自己让林某运用的这种药，汪晟未做正面回复，但他承认，“咱们医院仅有主治（及以上）大夫才有麻木处方权的，必须我在上面加签一个。”“林某他开处方，拿到我这边审签，而后护士去拿药。”
一名当时亦在普外科工作的大夫陈池（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们不具备红处方权限的大夫是不可决定开这种药的。但到底是不是汪晟决定的，陈池未给予知道答复。
在林某家属供给给新京报记者的一段录音中，904医院常州院区的一名汪姓副院长在案发后与林某家属的沟通中暗示，没开具红处方资格的林某在红处方开具的过程中“不是一个多大的违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麻木药物和精神药物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医疗公司应当对本单位执业医师进行相关麻木药物和精神药物运用知识的培训、考核，经考核合格的，授予麻木药物和第1类精神药物处方资格。执业医师取得麻木药物和第1类精神药物的处方资格后，方可在本医疗公司开具麻木药物和第1类精神药物处方。
一位肿瘤学权威专家向新京报记者暗示，在临床上，确实存在下级大夫起草处方、有资格的上级大夫签字的状况，但上级大夫必要做到切实审核，对病人的病情做出仔细的诊断，确定癌症发展程度、病痛发展程度、病痛源自，据此选取所要开具的药物种类、剂量、给药方式、给药时间等。
除了红处方的开具流程，药物剂量亦显现了问题。
据一审判决书，涉案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由北京华素制药有限机构制造，规格为每片20微克。药物说明书表示，“（该药）准许运用的最大剂量通常为60微克（3片），一日180微克（9片），连续用药不得超过三天。”
这一需求，与以上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麻木药物临床应用指点原则》规定的每日最大剂量一致。
然而，医院处方笺表示，从2018年4月杨作青住院后的约6个月内，林某共为杨作青开具了该舌下片2521片。平均每日约14片。据林某当庭供述，该药物的用量在初期乃至一度高达每日20片。
在一段林某家人供给的汪晟与林某辩护律师的谈话录音中，汪晟向律师讲起当时的状况，杨作青入院后始终喊痛，初期的治疗方法中的确给他运用了超大剂量，亦思虑过降低剂量，但病人不接受。思虑到病人已然是癌症晚期，出于“临终关怀”的目的，权衡之下，只得开具出这一系列超大剂量的红处方，连续了两三个月。
以上肿瘤学专家暗示，病人大闹不该该是大夫屈从或轻信的理由。正确的剂量运用方式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癌痛三阶梯止痛法——对病人的病痛进行评定，确定病痛量级，运用药物时从小剂量起始，逐次提高剂量，以确定病人适宜运用的剂量。
几个月后，904医院常州院区的药剂科发掘了药物运用剂量的反常。一审判决书中药剂科工作人员黄家富的证词表示，药剂科曾经在当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发掘该药超剂量运用，医院采取了紧急办法，限制了该药单处方用量不得超过9片。
到了当年9月刘广聚入院时，该药用量的确降了下来。处方笺表示，刘广聚入院5个月内，医院为其开出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平均每日约8.5片。但为时已晚，截止药剂科发掘时，医院已然开出去该药超过2000片。而截止案发，二人更加是共计开出该药超过4500片。
2020年11月3日，904医院常州院区住院部中心药店墙上的工作制度。
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摄 “纸面住院”时期药物仍在开出
“红处方”开出的药物，并非都进了癌症病人之口。
杨作青供述，他一共仅在住院之初的两天吃过共计8片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而剩余的药“他（仇加索）始终收着……我亦闹不清是咋回事。”
除了被仇加索带走石沉大海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就连杨作青自己亦火速从大夫的视线里消失了。杨作青供述，住院1星期后，他就被仇加索安排出去住了招待所。此后，他在老家和常州医院院外一处出租房辗转，再亦没回到医院。
刘广聚的住院经历与杨作青几乎如出一辙。刘广聚供述，他前后在医院内住院时间仅有25天，王存辉就让他回家了。住院时期开给他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都被王存辉悉数收走。
虽然人早已不在医院住院，但护士周红的证词表示，两人“住院手续还在医院里。”据一审判决书，杨作青前后共办理过5次住院，刘广聚亦办理过不止一次。
之因此二人要在手续上保持“住院”的状态，是由于原卫生部、原国家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多份文件都曾明确规定，盐酸二氢埃托啡仅限住院病人运用，不得开给门诊病人。
在病人的多次“住院”中，904医院常州院区的管理表示出“宽松”的一面。护士章彦萍在证词中叫作，杨作青的5次住院中，仅有前两次在院内显现过，其余3次住院时自己就无到场；她给刘广聚办理过2次出院和1次住院，但“没见过刘广聚这个人”。
刘广聚更加是在法庭上直陈，“医院管理尤其松，林某大夫无见过我，入院出院都不消（自己）来办，都随便办。”
这时期，本来只能在院内运用的管理药品被连续开出。处方笺表示，开给杨作青的盐酸二氢埃托啡始终连续到其首次住院的10个月后，即2019年2月28日案发。刘广聚的处方亦开到其首次住院的5个月后案发。
林某在庭审中解释，杨作青不在医院时期声叫作自己“腿断了”，不可返院。他曾向科专家汪晟报告了这一状况，汪晟同意后便继续给杨开药，由“家属”带回，这时期开药的剂量按照一名男性“家属”经过tel描述的病人病痛状况来决定。
林某说到，他在病程记录中写明了“（病人）未在病房”，汪晟亦签了字，但这种状况依然继续下去。判决书上，证人徐松梅护士长的证词表示，她发掘病人不在医院住院治疗时，曾让护士向大夫反映过状况，但这个问题并无得到处理。
汪晟在tel中向新京报记者暗示，“（原则上）病人不住院都是要写请假条的，（但）其实亦没这么严格的”。在判决书的证词中，他承认，病人显现实质未住院仍能开药的状况，是自己“管理不严导致的”。
北京一家戒毒医院专家医师徐杰暗示，在住院管理工作中，原则上不准许病人在办理了住院手续的状况下长时间离院“挂床”，但在现实中，亦存在有医院准许病人短期离院的状况，然则不会准许超过24小时。况且，像盐酸二氢埃托啡这类药物在运用过程中应严格监管，他所在医院需求护士严格遵循“发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
2020年11月2日，904医院常州院区门诊楼2楼，普外科诊室。
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摄 魏氏姐妹冒充“女儿”代领药物
杨作青、刘广聚不在医院住院时期，药物绝大都数时间由他人代领。
护士周红的证词表示，最初杨作青、刘广聚偶尔来拿一次药，后来就由各自的家属来代领。杨作青的药多由其“女儿”领走，刘广聚的药最初由一名男性“家属”领走，后来亦由杨作青“女儿”一并代领。2019年败兴，二人药品均由杨作青的“小女儿”领走。
事实上，这两名所说的“女儿”姓魏，此前与杨作青并不相识。“大女儿”真名魏风婷，据一审判决书，魏风婷在2018年夏天认识了仇加索，后经其介绍又结识了王存辉。她受王存辉的请求，去904医院常州院区替癌症病人取药，“共取了一百片上下，没得到什么好处，王存辉只是给了1000元上下的路费”，于是她“就不想帮了”，把这份工作转让了出去。然则在判决书的辨认笔录中，杨作青辨认出她曾与仇加索住同一房间，二人关系似乎并不寻常。
这份工作转让给了她的姐姐魏霞，亦便是杨作青的“小女儿”。魏霞在法庭上供述，自己是2018年底从魏风婷手中接过这份取药的“工作”，“当时无多想，又是俺mm，一看是那种大医院”，再加上魏风婷承诺每日给200元做为报答，于是便欣然前往。
两名“女儿”代领药品很顺利。护士刘娟在证词中叫作，“病人不在给家属很正常。”护士长徐松梅暗示，领取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时，“她们的亲属不签字”。
汪晟承认领药环节上，院内管理缺位，“她说我是他（杨作青）女儿，咱们又不去查女儿身份证，最大都是看病人的身份证嘛”。
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别说是盐酸二氢埃托啡这种只能在院内运用的管理类药品，即使是准许带出医院的麻木药物，代领亦不可如此随意。
《麻木药物、精神药物处方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麻木药物非注射剂型和第1类精神药物必须带出医疗公司外运用时，代办人除了诊断证明外，还需供给病人的身份证明、代办人的身份证明，且医疗公司应当在病人病历中留存代办人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常州市第1人民医院以上肿瘤科副专家医师亦向新京报记者暗示，在她们医院，即便是准许带出医院运用的麻木药物和精神类药物，代领人亦须带齐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接受实名审核，并在院内留存证件副本用于复核。
针对取药人魏霞而言，这份“工作”或许因医院内疏于审核而容易有些，但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她的“雇主”。
据其供述，取了几次药后，她因家中有事，想“辞职”回去照顾孩儿。但仇加索火速打来tel，叫作魏霞代取的药物是“违禁药物”，倘若她再推辞，仇加索将举报魏氏姐妹。在这种威胁加欺骗之下，仅有初中文化的魏霞只得继续从医院代领药物。直到魏霞案发被捕，曾许诺给她的报答仍杳没音讯。
2020年8月19日，一审庭审中，曾冒充杨作青女儿代领药物的魏霞坐在被告席上。
照片源自：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涉案大夫被判贩卖毒品罪后上诉
据判决书，2019年2月起，河南省台前县警方发掘线索后，先后将魏霞、杨作青、刘广聚、林某等人抓捕，仇加索、王存辉两人在逃。
今年9月23日，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林某、杨作青、刘广聚、魏霞4犯贩卖毒品罪，林某被判有期徒刑7年，其余三人被判有期徒刑8到12年不等。其余三人均暗示认罪，林某则当庭暗示自己没罪。
林某暗示，自己并不知晓杨作青、刘广聚等人是贩毒分子，在全部过程中亦无从这些人身上得到过任何经济利益，况且自己无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的处方权，杨作青、刘广聚的治疗方法亦不是自己制定和实施的，因而是没罪的。
一审判决书中亦认定，林某与杨作青、刘广聚“没经济利益”，但法院认为，杨、刘二人在医院套取盐酸二氢埃托啡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个月，且病人不在医院住院时期，林某仍继续为其开药，“主观上应视为被告人林某明知”二人套购后用于贩卖。因此呢，没经济利益“并不影响该案定性的成立”。
林某的辩护律师王卫东告诉新京报记者，林某在整起事件中，的确存在违规行径，但不足以形成犯罪。在庭审中，他指叫作检方用于推定林某“明知”的基本事实不足、证据不足，规律上存在跳跃。但这些辩护意见没能被法庭采纳，林某的罪名定性没能得到改变。
针对整件事情，汪晟将其归咎于医疗行径中的监管不力，从而被违法分子利用漏洞，运用招数蒙骗了医院和大夫。汪晟说，他曾问过林某，“你有没拿过好处啊，（林某说）无”。
陈池在与林某家人的通话中暗示，就自己对林某的认识，“他绝对不会为了钱去做这个事情”，更“不存在‘明知’这一说，咱们科室亦无人‘明知’，否则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医法律师、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合伙人刘晔认为，按照案情，林某贩卖毒品罪是不是成立的重要在于林某“是不是明知”，而据日前检方把握的证据并不可得出当事大夫林某存在“明知”的结论，因而不可形成贩卖毒品罪。
但他亦暗示，在本案中，林某违规开具红处方的行径属于严重违反行业规范，违反了医疗行业针对管控药物的关联规章制度，理应被吊销执业证书。
日前，林某已提起上诉。
案发后，904医院常州院区掀起了一场“整改”。汪晟亦遭到了处理，离开医院，日前待业在家。“我这一年来亦欠好过，大会小会批。（要没这个事情）我最起码还能干十年。” 一位院内大夫向新京报记者暗示，案发后，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就停用了，电脑上已然查不到该药品的库存。“杜冷丁亦不消了。宁愿不消，亦不愿再出事情了。”汪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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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9日，该案一审开庭。照片源自：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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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22 07:41:22